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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电gdp与碳达峰(一度电产生多少GDP)

光明青年论坛

编者按: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提出,“中国将加强国家独立贡献,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到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高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2021年4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中国面向世界的庄严承诺。这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是不容易实现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拿出抓铁、踩石的力量,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十四五”期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减碳为重点,促进污染与减碳协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由量变到质变的改善。全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关注重大现实问题,积极为碳达峰和碳中性贡献学术智慧,是青年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本刊专门组织了几位青年经济学家就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并邀请专家为读者发表评论。

受访者:

张志强,国家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

王克,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

王珂英湖北经济大学低碳经济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

刘玲娜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1中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背景

主持人:碳达峰和碳中和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词汇,也是国家未来几十年的重点任务之一。我周围的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请介绍什么是碳达峰和碳中和?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王克:碳达峰的意思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达到峰值后进入逐渐下降阶段。碳中和是指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具体而言,二氧化碳的排放和二氧化碳的去除相互抵消。要实现碳中和,不仅需要降低各部门的碳排放水平,还需要采取植树造林、负碳排放技术、碳补偿等措施来抵消碳排放。

张志强: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前提。只有实现碳达峰,才能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的时间和峰值水平直接影响到碳中和的时间和难度:峰值时间越早,实现碳中和的压力越小;峰值越高,实现碳中和所需的技术进步和发展模式转换越快、难度越大。

碳达峰是手段,碳中和是最终目标。碳达峰的时间和峰值水平应在碳中和愿景的约束下确定。峰值水平越低,减排成本和难度越低;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越长,减排压力越小。

王珂英:从碳达峰在各国的道路来看,碳达峰将经历一个平台期。随后,随着技术的进步,碳捕获技术和负排放技术将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碳排放水平将持续下降,进入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碳中和。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的总排放量更多,但大多数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或21世纪初实现了碳达峰。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致力于在世界上最短的时间(30年)内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全球最高碳强度减排。这项任务非常艰巨。这意味着从碳达峰到净零排放几乎没有缓冲期。因此,首先,我们应该在碳达峰之前的时间窗口内积极采取碳减排行动,尽最大努力减少碳排放高峰;其次,我们应该加快发展模式的转变,尽快达到碳排放高峰。一些条件成熟的省市和行业可以率先达到高峰,争取战略主动权,顺利实现碳中和。

主持人: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中国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我们为什么要作出这一承诺?换句话说,中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背景是什么?目前,世界上哪些国家开展了相关工作?

王克:2016年,国际上有178个缔约方签署了该协议《巴黎协定》1992年之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京都议定书》此后,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形成了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模式。《巴黎协定》请所有缔约方在2020年前提交21世纪中叶长期低温室气体排放发展战略(MCS),以尽快推动全球深度减排。中国提出了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是高度一致的《巴黎协定》要求是全球实现1.5度控温目标的关键,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体现了中国推动和改善全球气候治理的决心,是对建设人类共同未来社会的重要贡献。

在国内,中国过去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造成了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迫切需要转变到依靠知识、技术和治理来提高效率和支持增长的发展阶段。中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尽快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符合自身发展利益,也可以形成国内低碳行动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良性互动。

王珂英: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碳达峰提出的碳中和目标是中国主动作出的战略决策,可以推动经济社会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在全球经济和社会能源改革的大趋势下,这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模式,加快建设绿色低碳经济体系。

张志强: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参与碳中和和其他针对气候变化的强化行动。例如,2017年有29个国家签署了协议《碳中和联盟声明》,承诺到21世纪中叶实现零碳排放;在2019年9月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66个国家承诺实现碳中和,并形成气候野心联盟;2020年5月,全球449个城市参加了联合国气候专家提出的零碳竞赛;截至2021年1月,127个国家承诺在二十一世纪中旬实现碳中和。目前不丹、苏里南等国已实现碳中和目标,英国、瑞典、法国、新西兰等国已将碳中和写入法律。截至2020年11月,19个国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交了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LTS)。其中,11个国家的LTS包括碳中和目标。承诺实现碳中和的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达到世界的50%。

2.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

主持人:正如所有老师所提到的,碳达峰提出的碳中和目标,不仅是对全球碳排放的约束,也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改变。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与工业化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推动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实现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挑战?

张志强: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有了新的内涵。首先,我们必须追求低碳的产业结构。过去,基于化石燃料的高碳产业结构应该根据碳排放水平进行调整。对于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高碳排放行业,必须在原有大幅度削减和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进行低碳转型。第二是需要培育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是偶然和不确定的,但清洁和低碳的趋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新兴产业具有低碳的内在优势,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新兴产业没有传统高碳产业的历史包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走上低碳甚至零碳的发展方向。

王珂英:产业结构调整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途径,但资源型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碳减排将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长期以来,资源依赖扭曲了资源型地区的产业结构,影响了产业结构的正常演进。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往往过高,因此碳排放规模较大。这些地区能否完成碳减排任务,是全社会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如果新兴产业和低碳产业不能充分发展以弥补资源枯竭或化石能源退出的负面影响,资源型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不会成功。

王克:碳中和意味着以化石能源为基础重建能源系统和相关基础设施,这将是一个利益重组的过程,也是技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重大挑战。一方面,尽管中国的基础设施规模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在推进。处于扩张期的城市仍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新建和改造需求。在这个发展阶段,很难有效控制碳排放,我们需要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转型路径。另一方面,产业转型也存在很大的风险。以燃煤发电为例,根据2019年现有燃煤发电项目的财务成本核算,中国近70%的燃煤发电机组处于亏损状态。如果通过提前退休和减少发电小时数的方式逐步退出燃煤发电,燃煤发电行业的损失可能加剧,甚至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当地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加剧区域经济失衡。

主持人: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变化给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能源转化、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合作的巨大机遇。请介绍具体的机会?

张志强:为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我们不仅需要颠覆工业革命以来基于化石燃料的能源消费结构,还需要创造新的行业和行业盈利模式。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设置市场壁垒和利用自身的技术和标准优势征收碳关税,继续保持其领先优势。比如,欧盟今年试图实施的碳边境监管机制是为了加强其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发言权,以防止碳泄漏为名,对不实施减排机制的国家征收边境监管税。

未来,碳中和下的投资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将有助于扩大在中国的投资规模。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估计,如果将升温目标控制在2或1.5摄氏度,中国能源系统在未来30年将需要约100万亿至138万亿元的新投资。高盛研究报告称,到2060年,中国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将达到16万亿美元(约104亿元人民币),创造4000万个净新增就业机会。

王克:要实现碳中性,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来提高生产要素的投入效率,加快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战略性物质资源消耗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综合效益高,增长潜力大,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相匹配。因此,碳中和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或催化剂。此外,与低碳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和应用相关的大量持续巨额投资,不仅提升了中国在低碳科技革命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王珂英:中国的绿色金融也会发展得更快。目前,中国的绿色金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已经初具规模,但远远不能满足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所需的绿色融资缺口。未来,电力行业清洁发电设备投资、交通运输行业电气化进程、新能源汽车和航空航运设备低碳改造、制造业大规模低碳设备投资、,低碳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在碳捕获和碳储存领域的投资,都意味着庞大的绿色投融资需求无疑将为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3.经济学能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提供哪些支持

主持人: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研究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目前,“碳中和经济学”已引起广泛关注。我如何从经济角度解释碳达峰和碳中和?经济学能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什么支持?

王克: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意味着碳排放能力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碳中和经济学从碳排放能力的分配开始。碳排放能力的分配过程就是不断明晰和分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能力资源产权的过程。在一个主权国家内,这种产权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界定,然后通过相关政策手段,如金融、税收或排放贸易来实施。目前,全球层面的碳排放能力分配只能通过跨国谈判和协商来确定。

许多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后自然达到峰值,然后经过一个较长的平台期,逐渐进入碳排放下降通道。从碳达峰到碳中和需要50到60年的时间。中国以较低的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峰值和较低的排放轨迹实现了碳达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转化时间只有30年。这一排放轨迹和转型路径与发达国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完全不同。中国能否在借鉴发达国家峰值经验的基础上走上一条比发达国家更高质量的碳减排道路,不仅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经济学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张志强:碳中和经济学继承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碳中和经济学通过对供给与消费、成本与收入、贴现与代际、制度与路径、产业与技术、国内外的研究,解释了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机制,对解决当今世界的气候危机具有指导意义。

碳中和经济学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以人类活动为基础的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耦合机制。通过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以碳为一般指标,自然资本以生态价值的形式反映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第二,从高碳到零碳的动态迭代将导致能源系统、生产和消费系统以及环境系统相关资源的重新配置。基于价格信号的碳交易机制和以碳税为导向的财税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可以积极引导全社会向低碳方向发展。三是国家治理机制研究。即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的能力,澄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要考虑当代和未来几代人的利益平衡。当代人有义务为下一代创造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空间。

王珂英:随着控制气温上升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共识,各国提出了各自的碳排放控制目标和碳中和时间表,为了计算在碳排放高峰和净零排放时间约束下,不同发展模式和减排路径下经济增长的成本和收益,本文分析了如何以最小成本实现目标,从而为公共政策和市场导向工具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在纠正碳排放的外部性方面,碳市场和碳税是经济学中两种常用的工具。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如何应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如何平衡短期和长期、局部和整体利益,还需要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

4.完善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制度安排

主持人:据新闻报道,中国许多部委正在推动碳中和相关工作。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对于工业、交通、建筑、电力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政府应如何加强政策支持?

王克:首先要高度重视战略,尽快达成战略共识,明确碳中和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战略意义,并将碳中和目标纳入相关重大战略规划。二是要建立完善的政策体系,注重财政手段的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的双重作用,通过扩大财政支出,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碳减排成本,通过金融约束,实现不符合碳减排标准的企业和产品的逆向淘汰;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引导金融体系以市场化方式为碳中和提供资金;加快建设和完善碳市场。最后,加强碳中和关键技术的研发,为发展低碳、清洁、分散、智能化提供必要的突破性技术支持。

张志强:碳中和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法律、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从立法角度看,气候变化立法仍在积极推动之中。作为未来低碳与零碳社会基本关系的基础,仍需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快立法进程,这是未来推动碳中和的重中之重。从经济学角度看,碳中和不仅是以往生态环境破坏成本的内在化,也是经济运行机制的调整,涉及到经济工作的各个领域,包括电力、钢铁、化工、水泥等传统产业,还有金融、信息、国际贸易和基础设施。对工业、交通、建筑、电力等基础产业,推进低碳存量投资,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淘汰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企业。推动利用碳市场等机制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王珂英: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减排特点和路径选择。对于电力行业来说,能源结构的重建是关键;工业减排的难度取决于碳排放结构。通过电气化改造可以控制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需要通过工业技术开发和碳捕获与储存技术来解决;交通和建筑业不仅需要生产方的努力,还需要需求方的引导和消费者的积极参与。

专家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陈迎: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作为各部门、各领域的一项重点工作,已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将带来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变迁。在这种背景下,《光明日报》举办的以“碳达峰的经济解读与碳中和”为主题的青年论坛恰逢其时,青年学者的讨论内容极具启发性。

首先,对于年轻学者来说,从国内外不同的角度准确解读碳达峰和中国碳中和目标的背景非常重要。目前,对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概念和内涵还存在一些误解或偏见,甚至二者是分离的。在碳达峰之前,一些地方仍有抢夺高碳投资项目的冲动。只有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意义,认识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同一目标的两个阶段,瞄准碳中和的愿景目标,从现在起积极推进经济社会转型,能否实现高质量碳达峰,为实现碳中和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青年学者全面分析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体现了讨论的深度。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从碳达峰的碳中和中获得最高的下降速度和最快的速度。时间紧,任务重,这无疑是一场硬仗,是一次重大考验。当然,重大机遇往往与严峻挑战并存。只有主动迎接挑战,做好各方面准备,才能更好地把握新的发展机遇。碳中和的目标开启了新一轮的国际技术和经济竞争。各国都准备好了。他们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并制定了相应的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未来,围绕碳中和的竞争与博弈,可能重塑世界经济格局。中国必须迎头赶上,无论是顺应国际大趋势,还是出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最后,年轻学者从支持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现的经济学角度讨论“碳中和经济学”是有价值的。碳达峰和碳中和是前所未有的伟大经济和社会实践。必然会有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探索。经济可以而且必须为此做出贡献。欧洲和美国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实现了碳达峰,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直到1990年才开始。发达国家的碳达峰虽然受到石油危机、环境政策和天然气广泛使用的影响,但主要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后自然达到顶峰,当时的条件与科学不同,技术、环境、经济、政治、法律等诸多方面。青年学者有责任立足国内外新的形势和挑战,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科技部重点专项“全球变化与应对”总体专家组成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石敏俊:

中共中央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人类共同的未来的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它不仅体现了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也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然而,到2030年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中国在低人均收入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考验;另一方面,我国能源需求依然强劲,“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使我国能源消费对煤炭的依赖度难以降低,能源转型难度很大。到2020年,我国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总装机虽然已达到4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但仅占全国能源消费的不到5%。即使到2030年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能达到12亿千瓦,一次能源消耗的比例也只有10%左右。目前,我国在用核电机组49台,装机容量51027.16兆瓦,累计发电量3662.43亿千瓦时,仍仅占总发电量的4.94%,约占全国能耗的3%。

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中国仍然必须坚定地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让庄严承诺走向世界,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然而,传统的发展模式为资源和环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低能耗、少污染、高质量的绿色发展道路。碳达峰和碳中和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

为了应对挑战,中国必须走出一条比发达国家更高质量的碳减排道路。由于碳达峰的时间和峰值水平将直接影响碳中和的时间和难度,中国必须协调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从技术、经济和制度三个层面加强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顶层设计,理清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加强低碳技术创新政策激励和引导绿色产业转型,将引导全社会向绿色低碳转型。

近年来,气候变化经济学引起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迹象是,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因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贡献而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经济学可以在碳减排、经济社会制度低碳转型治理机制设计等诸多领域的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几位年轻学者专门讨论了经济理论如何支持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反映了年轻学者对实际问题的关注,并表现出良好的学术敏感性。他们谈到的碳中和经济学是一个值得年轻学者积极探索的新研究领域。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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